五十年商业传奇 气象鸿大

数百亿投资妙手 算无遗策

与黄鸿年对谈,你很容易被他的热忱和真诚所感染,像一切有所作为的大人物一样,他雄心勃勃、目标远大。尤其令人称道的是,他的奋斗目标不只为个人、家族,更渴望以恢宏的眼光、勇猛的气魄介入现实生活,参与历史进程。 他关注商业成就和投资成果,更关注祖国进步和人民福祉。带着这种舍我其谁的责任感,黄鸿年以“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精神在拓展商业版图,在风吹雨打、变幻莫测的市场上独自闲庭信步。他的成功,因为融入了强烈的社会关怀而显得更加璀璨多姿。

家族金光闪耀 根基深厚

在全球各地扎根散叶的华商群体中,时刻不忘遥望祖国、关注故乡发展的人所在皆是,而能够亲历新中国发展建设初期的清贫、奋进岁月的人则比较罕见 ;在华商巨子中,能够为一代领导层所认知的企业家已属难得,而能够连续被大陆三代领导层所熟知的商业人士更属凤毛麟角。黄鸿年不仅完全符合上述两个“难之又难”的条件,而且在五十年的商业生涯中创造出了更多值得大书特书的记录。

黄鸿年,1948 年出生于印尼苏拉威西岛望加锡,祖籍则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泉州市。 作为华商二代,他的幸运之处在于,父辈经过筚路蓝缕地开拓,已经在异域他乡打牢根基,为其迅速成长提供了良好的背景。在此,有必要认识一下黄鸿年父亲黄奕聪创立的金光集团。

上世纪 30 年代,年幼的黄奕聪跟随家人离开中国,与在印尼谋生的父亲团聚。当时,望加锡古城是印尼开放较早的港口和商贸中心,吸引了很多海外谋生的华人。与很多闯南洋的中国人一样,黄奕聪家族也是两手空空、身无长物地踏上陌生的土地。不过,凭借勤劳的双手和灵活的脑筋,他们得以立足。

最初,黄奕聪与父亲通过在市场摆小摊位为生。此后,生意得以不断扩大,从开商店到介入对外贸易,他成为商界知名人士。期间,印尼局势剧烈变动。尽管如此,凭借诚信的经营理念和服务当地的实际行动,他与当地政府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企业规模得以不断扩张。

1962 年,黄奕聪在印尼首都雅加达正式创立了金光公司。对于“金光”这一名称的选择,他解释说:“金子是世界上最有价值和贵重的东西,而闪烁发光的金子意味着好福气。黯淡无光泽的金子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即使有,也无法和烁烁闪光的金子相比,这是我选择‘金光’作为新公司招牌的想法。”

黄奕聪这番话,表达了期望公司永远保持进取光芒和锐意扩张的信念。实际上,金光集团在此后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过程中,并没有辜负创始人的这番期望。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它成为与印尼林绍良经营的三林集团齐名的华人财团企业。

目前,金光集团旗下拥有遍布全球的数百家法人公司,员工总计约15万名,资产约200多亿美元。其投资范围远及亚洲、北美、欧洲、澳洲等地。制浆造纸业、金融业、农业及食品加工业、房地产业是金光集团的四大核心业务。从 1992 年起,金光集团开始在中国投资。集团现任董事长为黄鸿年的哥哥黄志源。

因此,从黄鸿年的祖父辈算起,整个家族已经三代为商。历史悠久的经商传统、不断成长的家族企业规模、广泛接触的商业人士,无疑有助于黄鸿年在商业领域阔步前行。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免除“白手起家”之苦的黄鸿年并非坐享丰厚资源。实际上,在黄鸿年跨入商业领域时,金光集团的规模仍然较小。对于金光集团的发展,黄鸿年也出力很多,是名副其实的创业者之一。

作为一名个性鲜明、行事低调的创业者,黄鸿 年刻意淡化家族企业对自己的影响,以个人奋斗赢得属于自己的商业帝国。因此,在印尼依傍家族企业取得第一桶金之后,黄鸿年即选择离开印尼“大本营”的庇护,只身一人赴新加坡创业。如独行侠般在金光集团之外开创出另外一番红红火火的事业。因此,家族企业的确为黄鸿年的创业提供了深厚支持,但黄鸿年勇于拓展新格局的做法,则使其商业活动呈现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特点。

亲历红色中国 影响终生

现代心理学研究表明,一个人的性格在青少年时期即已定型,而这又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生道路和事业成就。探寻黄鸿年在商业世界大放异彩的原因,当然要追溯到他的青少年时代。在黄鸿年少年时期,父亲黄奕聪经营的事业尚不稳固。尽管如此,黄奕聪还是把孩子送往当地最好的华文学校读书。“父亲可说用心良苦,兄弟中老大(黄志源)最爱读书,也是读得最好的一位。在家中,我却是最调皮、最不爱读书的一个。不过,我算是有点小聪明,考试来时,我经常是临时抱佛脚,把功课略微温习一下,每次也能顺利通过,成绩也还不错。”他回忆在印尼读书的情况时说道。

一个偶然的机会,使黄鸿年迎来令其终身难忘的学习锻炼际遇。1955 年万隆会议期间,黄奕聪作为华侨代表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周总理叮嘱黄奕聪加强对孩子的中文教育,以免“长大后变 成无根的人”。考虑到印尼的华文教育基础薄弱,黄奕聪萌生了把孩子送往中国大陆接受教育的念头。1960 年,他把两个儿子送上开往中国的巨轮。12 岁的黄鸿年与哥哥黄志源在海上颠簸了一周之后,顺利抵达广州。经过短暂停留,他们又乘火车北上,到达首都北京。

  在北京,按照年龄和受教育情况,黄鸿年先是被安排到崇文小学读六年级。一年后,他考入北京汇文中学。初到红色中国,对于海外归来、满怀求知欲望的黄鸿年来说,一切都是新鲜的。他迅速融入当时炽热的政治氛围。与中国广大青少年一样, 他热诚地诵读毛主席的各种著作,把毛主席语录熟记在心。《人民日报》、《红旗》成为他的必读刊物。在大陆的求学生活,为黄鸿年打开一扇通往知识海洋的广阔通道。他大量阅读各类中外名著,使之更深刻地认知社会、思考人生。“《资本论》奠定了我的思想基础,《红楼梦》为我上了一堂生动的人情世故课,而对我成长过程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是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若干年后,黄鸿年还对当时的阅读体验记忆犹新。

  1966 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与当时广大青年一样,黄鸿年也满怀热情地主动要求前往农村地区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他成为当时数以千万计“知 青”的一员。不久,他被安排与一群北京当地学生前往山西农村下乡。然而,在这个偏僻落后的小村子里,现实生活很快给黄鸿年的热情浇上一盆冷水。他发现,自己所能做的只是一些锄地、掏粪之类的简单农活,看不到任何改变村庄现状的希望。书本上热情洋溢的句子、嘴里喊出的口号与现实产生了脱节。不仅如此,精神生活的匮乏更让他感到绝望。

  “年轻人只要有理想有奔头,物质条件的贫乏很快便能适应,甚至乐在其中,但没有报纸,没有广播,和老乡又没有共同语言的日子,使得我们精神上的空虚日渐强烈,让我一点一点地陷入到绝望中。”他回忆说。在这种备感压抑的处境之下,黄鸿年决定回国,他不揣冒昧地向周总理写了封信,表达了回印尼的心愿。结果,在周总理的关照下,黄鸿年顺利办完了返回印尼的出境手续,并得以迅速回到印尼。这一年是 1970 年,距他飘洋过海来中国已经整整十年了。

在中国接受教育的这十年,是黄鸿年人生中最重要的阶段之一。虽然有些磨砺当时难以承受,但事后看来却演变为宝贵的人生财富。从一个 12 岁的青葱少年成长为 22 岁风华正茂的青年,黄鸿年走过了与海外华商截然不同的生活历程。清贫的生活固然令他备尝艰辛,但大量的阅读、与社会各界的广泛接触,也让他对中国社会有了全面而深刻的认识。革命情怀使之确立了远大的 抱负,而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则被他灵活运用于日后的商业竞争之中。直至今天,他在言谈中还经常引用毛主席语录,使用毛主席的战略思想术语来描述商战。

对于自己大陆求学的收获,黄鸿年总结道:“我经常形容中国是一部无字天书,必须要细心地接触,才会有些体会和了解。在中国的十年里,我感觉我一直是在社会大学上课和磨练,这个特殊的经 历和难得的经验,使我日后对各项问题的看法和处理,都比一般人来得敏锐、稳重和全面 :因此,我虽然没有上过正规大学,可是现在我却经常受邀到大学讲课。原因就是经过中国的十年的磨练和反复思考,我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和分析可能比教授、学者还要深入和全面。”

在 90 年代返回中国大陆投资时,曾经的知青身份与经历对于促成和各界取得合作关系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因为当时中国的各级领导都经历过那个大时代,是跟黄鸿年有着共同的时代背景,也有着共同的感触,那么谈起话、做起事,可以取得共鸣、共识,也比较容易沟通,当然合作就水到渠成了。能够有这样的效果也是黄鸿年自己没有想到的。

掘取第一桶金 崭露头角

黄鸿年于 1970 年返回印尼。他眼前的印尼已经与10年前大不相同。此时的印尼,政局相对稳定, 始于 1969 年的五年建设计划正在有序推进,商业活动非常热络。在这一大背景下,黄家在印尼的事业迎来了拓展的好机会,在种植业、炼油业等领域成为不容忽视的支柱企业,并开始涉足纺织、钢铁、食品加工行业。正苦于缺乏人手的黄奕聪,对刚刚抵达印尼的黄鸿年委以重任,让他担任旗下钢铁企业的总裁。

这家钢铁厂是印尼当时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企业,拥有 2000 多名员工,产品不仅畅销印尼各地,在海外市场也颇受欢迎。在市场需求旺盛的大背景下,产品不愁销路,这家钢铁厂只要开动机器就能够源源不断地赚钱。在一般的管理者看来,只要“无为而治”就可以坐分红利,但走马上任的黄鸿年不满足于现状,他要挖掘出这家企业更大的潜能。

黄鸿年对于钢铁厂的潜能挖掘侧重于两个方面 :一是提升管理水平,二是优化业务流程。而这两点的实现都得益于大力招致人才的举措。他表示:“身为老板,我的能力不一定是最强的,不过我重要的主管、经理,他们的能力却一定要比我强。”为此,黄鸿年以重金聘请到一位日籍钢铁贸易专家担任经理。这位专家很快发挥出特殊作用, 帮助他与日本的钢铁、五金供应商签订了为期一年(此前则为 3 个月)的优惠合同。不仅如此,借助这层关系,他还可以使用到日本方面提供的出口信用贷款,年息仅 5%——而在印尼的贷款利率则要 30%。这意味着,他在产品销售出去获得货款后,利用 1 年的贷款期限,将其存入印尼的银行或贷给印尼商人就能赚取非常可观的利润。

或许是天道酬勤,黄鸿年在深挖钢铁厂潜在盈利能力之际,还遇到了良好的外部发展机遇。1973 年爆发了世界范围内的能源危机,大宗商品全面上涨,钢铁产品的价格飙涨一半。他凭借这股牛市带来的东风,当年轻轻松松获得了 1200 万美元的利 润。“这是我从商后赚取的第一桶金。”黄鸿年每回忆起这件事,至今仍难掩兴奋之情。

1975 年,金光集团决定将盈利状况良好的钢铁厂出售。相比起买入价,钢铁厂升值了 20 倍。而这笔生意之所以能达成,与黄鸿年的经营管理能力当然是分不开的。卖掉钢铁厂之后,黄鸿年开始从事棕榈油出口业务。棕榈油行业是印尼的支柱产业之一,政府和军方非常倚重,市场上形成了高度垄断的局面。因此,做好这门生意,最重要的是获得政府和军方支持。意识到这个问题之后,他充分发挥自己在拓展人脉关系上的强项,很快就使印尼三军总司令等军政要人成为公司的座上宾,为棕榈油出口业务保驾护航。

拥有了政府和军方的鼎力支持,黄鸿年的棕榈油出口业务可谓无往不利,很快成长为印尼最大的棕榈油出口商,在市场上居于垄断地位。垄断市场带来的是竞争行业所没有的超额利润,使他的财富积累速度进一步加快。不仅如此,由于棕榈油出 口赚取的是外汇,可以很好地抵消印尼币贬值的风险。这彻底解除了黄鸿年的后顾之忧。

在从事棕榈油出口业务过程中,黄鸿年曾在短短几天内赚取 5000 万美金,这又是一桩运气好到爆棚的生意。原来,当时,棕榈油市场价格一直在低位徘徊,周末来临前,欧美客户担心价格进一步走低而不肯出手。这样,他手头的 25 万吨棕榈油暂时积压在港。

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棕榈油期货市场周一突然强势上涨。受此影响,现货商品每吨上涨了 200 美元。也就是说,迟卖了这几天,为黄鸿年带来多达5000万美元的超额利润。在上世纪70年代来说, 5000 万美元是一笔很大的资金了,就算排名靠前的跨国公司年利润 5000 万美元的也属少数。实际上,这笔巨额资金的如何使用,在经济发展程度并不高的印尼确实成为一个问题。于是,黄鸿年开始谋求投资海外市场。他选中了新加坡。

精准狙击式投资 所向皆捷

黄鸿年选择新加坡作为海外投资基地是经过深思熟虑的。1980 年代的新加坡,经济腾飞,政治稳定,再加上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之扮演了东南亚经济发展领头羊的角色,再加上华人为主体的社会结构,使其成为东南亚各国华商海外投资的最佳目的地。而从踏上新加坡土地的那一刻起,怀揣巨额资金的黄鸿年迫切希望完成一笔成功的投资。

不过,黄鸿年不准备打无把握之仗。他首先对新加坡的投资环境进行充分了解,并聘请专业人才辅助自己的工作。他拿出高额薪金从银行界挖掘了三名专家,虚心向他们请教金融投资知识,谋划着自己登陆新加坡后的第一场战役。经过充分准备之后,黄鸿年第一笔收购指向联合工业公司。这家公司创建于 1960 年代,创始人来自台湾,新加坡政府参股其中,其主要业务是生产销售洗衣粉。然而,他更为看重的则是其位于核心商圈的商业大厦。当然,围绕此次收购而进行的竞争也十分激烈。几经曲折反复之后,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在黄鸿年的经营管理之下,联合化工公司短时间内绽放出强大的扩张能力。其经营业务由单纯的洗衣粉制造扩展到采矿、种植、贸易、酒店、房地 产投资等领域。而且,联合工业大厦随着新加坡地产价格的飙涨而身价陡增。他以其独特眼光在其投资生涯中首战告捷。黄鸿年在新加坡立足之后,在更广阔的视野内寻找投资标的。1982 年,美国爆发经济危机,房地产出现暴跌局面。他看准时机,果断开始自己的“抄 底”计划。他在美国考察一番后,在纽约市中心找到了合适的资产——一座距双子大厦只有 2 条街之 隔的商业大厦。他出价 4000 万美元将这座面积数 十万平方米的建筑收入囊中。

接下来,黄鸿年又对大厦进行了装修改造,并采取措施找来美林公司、美国运通银行等顶级商家入住。6 个月后,这座大厦的租金由每平方米 8 美元上涨至 40 美元。一年之后,美国市场走出了经济危机的恐慌,房地产价格也回升至危机前的水平。他买下的这座商业大厦,价格也随着市场复苏而水涨船高。黄鸿年卖掉这笔产业,获得了 3000 多万新加坡元的利润。他在美国市场的投资也获得了巨大成功。从这笔投资开始,黄鸿年确立了“人弃我取”、“人退我进”的投资风格。在危机爆发、市场恐慌时,他大胆出手,大笔买进被低估的资产 ;等到形势转好,市场一片热络之时,再高位抛出,从一买 一卖之中赚取高额利润。他这种“勇于抄底”的投资方法在此后的经济危机中屡试不爽。

1987 年,全球再次爆发严重的经济危机。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均出现暴跌情形。黄鸿年判断, 危机是暂时的,市场还会回到危机前的水平。于是果断出手,以低价购入新加坡两块高端房地产项目。待市场行情再次走高之际,他将两块地产卖出, 获得了 3 亿多新加坡元的盈利。他的精准判断力和大手笔买进卖出震惊了整个新加坡商界。

1990 年,黄鸿年又发动了更为庞大的并购计划,对新加坡置地公司进行强力收购。新加坡置地是一家专注于商业写字楼地产的大型企业,在狮城很多繁华地段拥有大量优质资产,升值潜力巨大。 正因为如此,公司创始人陶欣伯一直坚持对企业的 控制权,令很多前来收购的投资者铩羽而归。但黄鸿年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最终实现了自己的并购目标。

进入新加坡市场 10 年后,黄鸿年旗下的公司已经成为新加坡最大的外资企业,由 1700 万新加坡元的注册资本增加至 10 亿新加坡元的资产。可以说,作为一个从零开始的市场拓展者,黄鸿年只用 10 年时间就实现了很多跨国企业数十年乃至百年时间才能成就的目标。他在新加坡的商业传奇一时传为佳话。

然而,商业世界充满了波谲云诡的残酷竞争。就在黄鸿年在新加坡的投资事业如日中天之际,意想不到的打击突然来临。原来,黄鸿年旗下企业狂飙突进式的增长已经招致了一些新加坡人的嫉恨和不满,加之种种偶然因素,他受到了新加坡行政、舆论等领域的多重压力,投资经营活动遭到掣肘,处境极为艰难。在这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情势之下,黄鸿年于 1990 年 12 月暂时中止了在新加坡的投资活动,将苦心经营的联合工业以 3 亿新加坡元卖出。随后,他将香港及大陆作为自己拓展未来商业帝国的目的地。

勇挑国企改造重担 轰动神州

作为一名善于捕捉重大投资机会的企业家,黄鸿年多年来在市场上的进退予取中练就出精准的判断力。从这个意义上说,1990 年离开新加坡之举, 一方面是商业环境急剧恶化下的被动选择,另一方 面也是黄鸿年主动进行战略转移的必然之举。这是因为,新加坡终究只是弹丸之地,黄鸿年在当地的发展空间已达到近乎极限。环顾全球,哪里是下一个投资宝地呢?黄鸿年敏锐地把目光投向中国内地,香港则成为他挺进内地的跳板。

1991 年,黄鸿年在香港收购了“红宝石”公司, 更名为中国策略投资有限公司,为进入大陆投资进行各项准备工作。一年后,随着邓小平南巡讲话的 发表,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进程大大提速,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向外资敞开了合作之门。黄鸿年积极响应号召,重返祖国内地。

1992 年,中国经济正经历着阵痛。物价出现了 2 位数的上涨,防通胀的压力巨大。与此同时,数量庞大的国有企业则经营状况不佳,大面积陷入亏损。据黄鸿年估计,当时国企能够盈利的大概只有三分之一。国企问题的出现,是历史累积问题与现实因素混合作用的结果。权责不分、人浮于事、官僚主义、税负过重、技术落后……等多重因素造成了国企竞争力的大幅度下降。很多企业更走向事实上的破产边缘,正常的生产销售已经难以为继。至少三分之一的国企已经成为靠地方政府输血救助才能勉强存活的“包袱”,一场针对国企的改革势在必行。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雄心勃勃的黄鸿年有意参与国企改革进程,以自己在海外市场上的成功经验挖掘国企盈利能力,探索一条能够帮助众多国企走出发展困境的道路。事实上,地方政府对中策集团也颇为期许,他们迫切需要外部力量来激活国企日渐僵化的机体。

1992 年初,时任山西省委书记的王茂林首先向黄鸿年发出邀请。于是,黄鸿年将自己投资内地的第一站选在了曾下乡插队过的山西。他参与投资改造的第一家国企是山西太原橡胶厂。这年的 3 月 20 日,黄鸿年与陷入生产困境的“太原橡胶厂”正式 签订了《建立合资经营双喜轮胎工业股份有限公 司》的合同和章程。合同约定,新成立的“双喜 轮胎”公司投资规模 5 亿元人民币,注册资本 5000 万元人民币,其中中策公司出资 2750 万元,拥有 55% 的股份。双喜轮胎由此成为中国轮胎业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这也是山西省第一家被合资改制的国有大中型企业。

山西太原橡胶厂的合资成功为国企改制树立了一个范例。各地闻风而动,主动找上门来寻求合作。黄鸿年首先选择了杭州市的 4 家国有企业进行合资改制。1992 年 8 月,应泉州市政府的邀请,黄鸿年与泉州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公司签订了一个重大协议,约定对泉州市 37 家国有企业进行一揽子合资合作。这 37 家企业包括了泉州市除水电交通运输等公用事业和烟草、食盐等专卖行业以外的几乎全部市属国有工业企业。一揽子合资计划投资总额 10 亿元人民币,注册资本 4 亿元人民币。其中,中策出资 2.4 亿元人民币,拥有 60% 的股份。

接下来,黄鸿年继续在各地拓展合资改制的版图,先后在浙江宁波、山西运城、辽宁大连、山东烟台、莱州、江苏无锡、广东珠海、北京等地组建了数十家合资控股企业,投资规模超过 30 亿元人 民币,并购涉及了约 200 余家国有企业,涉足行业则涵盖橡胶、机械、电子、化工、饮料、食品、医疗、造纸等多个领域。需要说明的是,上述规模庞大的合资计划仅用了短短 4 年就得以完成,推进速度之快令人惊叹。

在对合资国企进行资金输血的同时,黄鸿年还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对它们进行全方位的改造。这些改造措施包括:大胆拍卖长期亏损和不必要进行国家经营的企业 ;对产能规模落后的企业进行兼并重组或技术改造 ;对合资企业采取资产委托经营责任制的办法,并将全民所有制工人全部改为合同制 ;把国有企业的后勤、医院等辅助部门彻底分离出去,同时建立待业保险、职工养老保险制度。

黄鸿年所推行的这些改造措施,在当时都是石破天惊的第一次尝试,不仅对企业经营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提升效果,也对全国国企改制提供了有益参考。从这个意义上说,黄鸿年一定程度上扮演了上世纪 90 年代国企改革先锋者的角色。一时间,黄鸿年主导的国企改制被上升到社会现象的高度,媒体冠之以“中策现象”之名,引发全国性的讨论热潮。

随着讨论范围的不断扩大,来自各个层面的质疑之声开始发酵。舆论上也开始出现担忧“国有资产流失”、“民族产业消亡”的论调。甚至一开始支持黄鸿年的政府官员也对他的资本运作产生疑虑。对此,黄鸿年回应说 :“中策在内地的合资企业,短期内大多实现了产量和利润增长,但我至今未从内地合资企业中拿走一分钱,利润部分全部用于企业再发展,问心无愧。”但是,社会各界对“中策”现象的争论并未就此平息。由于舆论对此进行了广泛的宣传报道,此事甚至惊动了党中央和国务院,中央政治局常委为此专门开会讨论外资与国企的合资问题,黄鸿年的名字因此也被中央领导所熟知。

在巨大的争议声中,一贯秉承“以和为贵”的黄鸿年逐渐萌生去意。最终,他以股份出让的方式有序退出了 212 家合资国企。在中国内地度过的又一个 10 年,是黄鸿年生命中浓墨重彩的一笔。轰轰烈烈地合资改制之路在中国企业发展史上留下了光辉一页。企业家凭借一己之力推动数百家“病入膏肓”的老企业重新焕发活力和创造力,即便从全世界范围看也是罕见的。从这个角度看来,黄鸿年在中国内地的合资活动虽然黯然收场,但其运作过程所取得的巨大成功足以载入商界的教科书。

笑看潮起潮落 从容进取

出让了“中策”在中国内地国企中的股权之后,黄鸿年回到香港。在网络泡沫破裂之前将手头持有的“盈科数码”、“中国数码”股票转手给李泽楷,套现 20 亿港币,又将持有的“中国网络”股票全数清仓,套现 11 亿港币。网络泡沫破裂之后,香港科技股损失惨重,而黄鸿年因为抽身较早,几乎毫发无损。他踌躇满志地回到新加坡后,成立了集年集团,继续从事金融投资活动。作为在新加坡商界“王者归来”的预演,黄鸿年很快发起了一场精彩的并购战,即 2002 年下半年围绕夺取新加坡钢铁企业 NatSteel 控制权而进行的投资较量。

尽管在这次收购战中,黄鸿年并没有如愿以偿地在 NatSteel 获得绝对控股地位。但是随着竞购的白热化,NatSteel 的股价较之年初几乎增长了一倍还多。由于黄鸿年早期以极低的价格买入NatSteel,再抛出股票时,他在这支股票上足足赚了 3 亿新加坡元。

在这场被奉为经典的收购战中,新加坡业界再次感受到了黄鸿年在收购活动中咄咄逼人的气势和志在必得的雄心,也惊叹于他通过金融投资攫取巨额利润的高超技巧。在其后的金融投资中,黄鸿年延续了自己“抄 底”房地产的买卖风格,即在危机爆发时买入,在市场繁荣时卖出。2003 年伊拉克战争及“非典”期间,他在股票暴跌之际大笔买进,取得了极为丰厚的回报。他的名言是:“熊市不可怕,可怕的是牛市。熊市已经跌到不能再跌,下跌的可能性只有 20%,而上升的机率却是 50%。”

凭借精准的投资判断、卓越的投资回报,黄鸿 年赢得了“股市金手指”的美誉。在新加坡股票市场,他精心选择投资标的,取得了傲人的投资成绩。他先后持有 BIL、NatSteel、联合工业、IPC、裕廊工程、超级咖啡、SC 全球发展、日本置地、宜康医 疗保健、同乐饮食、虎豹企业等企业的股票。其中,仅联合工业就为黄鸿年带来数亿新加坡元的利润。在黄鸿年看来,情绪化操作是金融投资的大敌。因此,他特别强调纪律和耐心的重要性 :“人在做决定时,如果是用情绪而不是理智,就很危险。投资要靠纪律和耐性。投机需要勇气,捕风捉影,可以一本万利,也可以一无所有。”

在漫长的投资生涯中,黄鸿年对于投资时间的重要性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有些投资,一开始连他本人也并不看好,事后却极为成功。他举例说,自己 20 多年前在加拿大温哥华的一笔土地投资,买入后长时间不增值。在黄鸿年倍感后悔之际,这块土地开始迅速升值,目前已经价值125亿人民币。黄鸿年的投资也曾遭遇失败。在 2008 年的金融风暴中,由于合作银行提供了“不准确且具有误导性”的信息,使黄鸿年错误地放大了自己的头寸,导致其在外汇市场蒙受了近10亿新加坡元的损失。对于投资损失,黄鸿年十分豁达地予以接受。他表示,在投资过程中遭遇失败是难免的。必要时,“断手断脚”没关系,但不能“断头”——这是强调止损的必要性。

事实上,在投资领域经历过大风大浪的黄鸿年自己对“股市金手指”的美誉一直敬谢不敏,对投资者不断强调风险 :“幸亏我没有被冲昏了头脑信以为真,得意忘形,千万不要相信什么‘金手指’,因为连我自己都不相信。我赚钱的时候大家看到了,但是我有很多亏钱的时候,大家都不知道!投资不是万无一失的。”

如今,黄鸿年仍以极大的热情进行各项投资事业。而他的日常投资准备工作也显得与众不同。据他介绍,每天都要花很多时间与世界各国的经济学家、银行家共餐交流。“革命就是请客吃饭,中饭、晚饭都是我的工作时间。”黄鸿年笑谈。通过与这些财经要人的交谈,黄鸿年获得关于货币政策、经济动向的第一手资料,以此制定相应的投资策略。在假消息满天飞、市场走势瞬息万变的市场中,这种来自权威人士的讯息对于提升投资 全保障无疑是极为重要的。

一片菩萨心肠 弘善无倦

东汉的马援曾有一句名言 :“凡殖货财产,贵其能施赈也,否则守钱虏耳。”在明智通达的人看来,财富只是实现人生价值的手段。如果把手段混作目的,难免劳心费力而困惑不已。历史上,无数曾积累起巨额财富的吝啬鬼无声无息地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连名字都未曾留下。而那些热心公益事业的慈善家则被人们长久地铭记。一直以来,黄鸿年就扮演着“贵能施赈”的慈善家角色。

事实上,在金融市场上以果敢善战闻名的黄鸿年,在生活中则始终怀有一付济人利物的菩萨心肠。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对佛祖十分敬笃,现在每月要礼佛 2 次。尽管不是佛教徒,但黄鸿年对佛教充满虔诚的信仰。“信仰就是纯净灵魂、追求至善。”这是他多年来的感悟。出于对佛教的一片虔诚信念,黄鸿年历年来收集了 5 万个古董佛,经权威人士评定,在全世界范围内来看,这也是首屈一指的收藏量。“我准备搞一个全世界最大的佛教博物馆,最终还是要捐出去的。”黄鸿年表示。

心中一片善念的黄鸿年对于慈善公益事业向来是从不后人的。仅就大笔捐赠而言,他曾向竺可桢教育基金会(香港)捐赠 1000 万元人民币,向福建泉州青少年宫和中小学校捐献 2000 万人民币 ; 向浙江杭州建筑职业高中捐赠 1000 万元人民币。 在“大地之爱 ? 母亲水窖”工程中,黄鸿年捐赠了100 万美元,可以在西北地区修建 8000 个水窖,帮助干旱地区数以十万计的人民告别长途跋涉运水的艰辛。

黄鸿年在推动慈善公益事业发展时,特别强调急人之所急,把钱用在最需要的地方。成立于 1989 年的天津医大眼科中心,致力于帮助全国白内障患者进行手术。黄鸿年在眼科中心成立之际就多次进行捐赠,后来又不断追加捐款数额。迄今,眼科中心培训医师 3700 余人,并派出专家赴全国各地 80 多所县级基层医院传播眼科诊疗新技术,帮助近 20 万名白内障患者重新见到光明。

教育领域是黄鸿年在慈善公益事业中十分关注的对象。2008 年 10 月,他向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捐出 700 万新加坡元,定向资助来自中国内地的研究生。他对该院学生充满期许:“这些中国学生尽管在慈善公益事业上倾注了很多精力,但黄鸿年认为自己离“为善不欲人知”的境界还差一点点 :“将自己的钱捐出去连名都不留,这点我目前还做不到。但俗话说赠人玫瑰,手有余香,虽然我还做不到做慈善不留名,但至少我愿意去尝试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这当然是一种谦虚的表示。对于接下来的人生,黄鸿年是这样规划的:“算命先生说我可以活到 90 岁。这样算来,我已经走过了 2/3 的人生旅程,剩下 1/3 的旅程我只想做一件事——好事!”

人们常常抱怨当下中国社会急功近利思想太甚,企业家关注慈善事业的太少。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黄鸿年的善行善举显得尤为突出。作为一名成就斐然的华商领袖,他以亲身经历昭示企业家 :行善不会妨碍财富的累积,更多的时候,慈善事业与商业成功是相辅相成的。积善之家,必有馀庆。其实,回顾黄鸿年精彩的商业生涯,不难发现这份善念对于成功的巨大帮助。由于始终践行善念不懈,故对未来充满乐观信念,故能勇挑重担、激流勇进;由于行善之心无已,故能处处留有余地,不贪不嗔,在波谲云诡的市场变幻中如履平地,所向克捷。

成就辉映未来 沾溉久远

在总结黄鸿年的商业传奇时,看似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实则气象万千,法门无限。对于广大华商而言,想要效法黄鸿年获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首先需要充分了解和学习他的思想。重要的是培植起所在皆是的善念,树立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增加从容出处进退的智慧。如果具备了大善之念、大勇之身、大智之心,成功自然是水到渠成的事。

《周易》有言:“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对财富的追求贯穿于整个人类历史,但人们从未像现在这样对商业行为倾注如此高涨的热情。在今天的中国,有 1300 万家企业活跃在 96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这意味着中国拥有上千万人的庞大的企业经营者群体。他们中的很多人头脑灵活,反应迅速,但也毋庸讳言,从这一群体中脱颖而出的堪称商业领袖的企业家还是甚少的。

而黄鸿年作为一名拥有半个世纪辉煌经营业绩的商业领袖,他在华商界的独特存在,他的富有启示意义的商业智慧,无疑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将有助于指引更多优秀的企业家提升经营境界。从某种意义上说,商业世界的比拼,最终仍归结为境界、格局之争 :放眼天地之间者,自然成就廓大 ;局促于一隅之间者,永难脱离凡庸。精神境界看似不可测度,难以精确把握;实际上,相较于商业技巧而言,更易通过后天学习、锻炼而获得提升。这是因为,提升精神境界的方法在于日积月累,一个人主要下定决心提升自我,总能有所进步;而商业技巧则多少与人的禀赋相关,很难通过后天训练获得。

人类的文明发展史表明,那些在各个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伟大人物,往往是善于学习借鉴本领域前辈名家的人。“站在巨人的肩上”,获得丰厚的精神滋养,无疑会少走很多弯路,是高效率接近成功目标的重要方式之一。因此,那些有志于成为杰出商业人物的华商创业者,对于黄鸿年的商业智慧不可不深入学习领悟,这有可能将你导引向一条恒久发展的康庄大道。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的崔东红(黄鸿年多年的朋友)也有同感。她说 :“黄先生最重要的特质就是真诚 ;另外一点就是做事既有激情,又讲原则。因为外界有太多的诱惑,坚持就显得尤为重要了。不管风吹浪打,黄先生都能岿然不动。”

实际上,接触黄鸿年的人都知道,他经常以清代文人陈伯崖所撰的一副联书自勉 :“事能知足心常泰,人到无求品自高。”这是一种淡定从容的人生态度。可贵的是,黄鸿年不仅领悟到了其中真意,而且实实在在地做到了。这种人生态度表现在事业上,就是一份把握分寸的圆融克制,他能够望着尽在咫尺的山顶潇洒转身,凡是留有余地,做到了《道德经》所说的“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这种人生态度表现在生活上,就是一份关照内心的低调内敛,他能远离喧嚣浮躁的名利场,选择“静以修身、俭以养 德”的简单生活,追求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精神境界。

当然,尽管黄鸿年刻意低调,但人们依然保持着对他的关注。而对于黄鸿年而言,在未来的岁月,除了继续从事投资活动和慈善事业继续予人以实实在在的帮助之外,其经验、思想的完善总结,也将对华商群体的整体提升贡献精神支持。正所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闪光的思想将指引成百上千的创业者走向成功。沾溉后人,善莫大焉!


黄鸿年(Oei Hong Leong),祖籍福建泉州,国籍新加坡。1948年生于印尼苏拉威西岛望加锡一个显赫家庭,他的父亲黄奕聪是印尼首屈一指的财团领袖。他在中国念书、插队、经历“文化大革命”;在实业界赢得“过江猛龙”荣誉;在投资界“点石成金”;在中国以“中策”现象火遍神州大地;在事业鼎盛时激流勇退;在宁静淡泊中回馈社会。他关注商业成就和投资成果,更关注祖国进步和人民福祉。带着这种舍我其谁的责任感,黄鸿年以“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精神在拓展商业版图,在风吹雨打、变幻莫测的市场上独自闲庭信步。他的成功,因为融入了强烈的社会关怀而显得更加璀璨多姿。 在全球各地扎根散叶的华商群体中,时刻不忘遥望祖国、关注故乡发展的人所在皆是,而能够亲历新中国发展建设初期的清贫、奋进岁月的人则比较罕见 ;在华商巨子中,能够为一代领导层所认知的企业家已属难得,而能够连续被大陆三代领导层所熟知的商业人士更属凤毛麟角。黄鸿年不仅完全符合上述两个“难之又难”的条件,而且在五十年的商业生涯中创造出了更多值得大书特书的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