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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登高:侨商主导中国外资, 近年来的强势成长与深刻变化
2018-01-16 10:4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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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登高

清华大学社科学院经济学研究所教授

清华大学华商研究中心主任




“摘 要:海外华商对中国大陆的投资,世纪之交一度相对低迷。近八年来则强势成长,亚洲华商在中国外商直接投资中的比重逐年稳定上升,从2005 年的34% 增至2011 年的66%,与此相对照,欧美日韩企业对华投资的比重则下降至14%。同时海外华商平均投资额也大幅度增加,超过欧美日韩企业的水平。这一格局变化耐人寻味。”


中国经济与市场快速发展,变动不居,海外华商更具适应性,并利用自身独有的优势,紧贴中国政府的经济规划和发展导向,抢占先机。在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侨资企业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日益本土化的趋势使之全面融入中国经济脉动之中,优质侨资企业越来越强壮,一批华商品牌在中国本土成长起来。国内外资本市场的发展,推动了侨资传统产业的资本形成与技术升级,侨资科技产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异军突起。侨资企业优胜劣汰,呈现新的格局与国际竞争力。


中国外商直接投资(F D I)中,海外华商与欧美日韩等外商是两大主要来源,,二者之间此消彼长,三十年来经历了曲折的变化。1980 年代海外华商几乎一枝独秀,1992 年邓小平南巡以后,中国外资迅猛增长,其中尤以欧美日韩的大举投资引人注目,改变了侨资独大的格局 。这种趋势在2001 年中国加入W T O 之后进一步强化。欧美日韩对华投资的重要性日益增强,而海外华商的比重和重要性趋于下降;这一印象如此强烈并合乎逻辑,以至于人们无视最近七八年来的重大变化,那就是海外华商投资的大幅度增长,在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总额中的比重逐年稳定地上升,重新主导中国外资的强劲发展。不了解这一变化,将无从动态地把握中国外资企业的总体格局及其变动。如果不区别对待并进行比较研究,将无视海外华商在中国大陆投资企业成长及其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巨大贡献,同时会漠视欧美日韩对华投资额减少及比重大幅度下降的危险信号,从而有针对性地调整外商投资政策与华侨华人政策。


清华大学华商研究中心一直致力于海外华商在中国大陆的投资企业,关注并跟踪研究这一现象。受国务院侨办的委托,清华大学华商研究中心近年完成了基于全国侨资企业普查工作的研究报告“中国侨资企业数据库的开发与应用”,自2008 年以来研究和撰写四辑“中国侨资企业发展年度报告”。在此基础上,本文将进一步论述海外华商与欧美日韩在华投资的重大变化,并探讨2005 年以来海外华商在中国大陆投资比重迅速上升的原因,以及这些现象与成因带来的启示。


 一 大分流:侨商与外商在华投资格局的大变动 


1980 年代改革开放之初,海外华商在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总额中占到百分之七八十的绝对主导份额。这一比重在1992 年之后逐年下降,1994 年约为64%。图1 清晰显示1994-2011 年侨资与外资变动的大分流,港澳及新加坡华商等东亚华商作为侨资 的代表,欧美日韩为其他外商的代表,两条曲线的走势耐人寻味。以2005 年为界,欧美日韩对华投资在中国F DI 总值中的比重,1994-2005年呈逐年上升趋势。具体来看,1994 年为20.19%,次年达25.1%。2001 年中国加入W T O,欧美日韩的投资进一步增加,2003 年达33.2%,2004 年、2005 年继续维持这一水平,与东亚华商在F DI 总额中所占比重相当。


然而这一趋势从2006 年开始发生逆转,欧美日韩投资比重逐年稳定下降。2006 年欧美日韩对华投资的比重降至26.45%,低于东亚华商,2007 年更急跌至18.39%,此后逐年下降,2010 年降至14.29%,2011 年进一步探底。这一数字仅分别相当于欧盟、美国、日本、韩国对华投资的各自峰值 。但这一严峻态势未被社会、媒体、学界和政府所全面把握,人们似乎还一味沉醉在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总额不断上升的乐观图景之中。


与此形成鲜明的对照,近年来侨资企业强势增长。香港和新加坡是海外华商的经济之都,两地对中国大陆的投资,绝大部分由海外华商完成,其数字基本上可以视为中国侨资的水平。东南亚华商亦经由这两个金融中心与经济都市走向中国大陆,直接来自东南亚各国的投资并不多。另一方面,北美等地华商对中国的投资,统计数据不便获取,在侨资巨大数字中的比重亦不高,对侨资整体的估计有限。因此我们以港澳与新加坡的数据来观察海外华商对中国的投资,即中国侨资数据的总体水平。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香港与新加坡以外的侨资无足轻重。事实上,根据“中国侨资企业数据库”,2004 年侨资企业的来源地排名中,美国达4456 家,高居榜首,远远超过第二位的新加坡(1602 家),第三位的是日本(1399 家),第四至六位的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分别为600-800 家 。


1. 侨资1998-2005 年低迷不振,西方企业对华投资引人注目。


东亚华商 在中国大陆的投资额,1994 年为215 亿美元,1997 年增至245.6 亿美元。受东南亚金融危机及香港政局变动等因素的影响,此后十年一直处于低迷阶段,2006年才开始回升。如图2 所示。在海外华商投资中国的十年低迷期,从中国F DI 总额仍大体处于上升阶段。虽然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曾陷入三年低谷,但2001 年加入W T O 当年便回升。2002 年以527.4 亿美元超过1997 年的523.8 亿,这主要得益于欧美及日韩企业的投资增长。在这一期间,海外华商投资额占中国F DI 总额的比重,逐年下降,如图2 所示,从1994 年63.4%,降至1997 年的46.9%,2005 年降至最低点的34.4%。新加坡对华投资的变动也大体相似。如图3 所示从1994 年11.8 亿美元,迅速增至1996 年的28.1 亿美元,1998 年达到峰值34 亿美元,在中国F D I总额中的比重也高达7.49%。此后逐年回落,2004 年探底至20 亿美元,在中国FDI 的比重亦低至3.3%。


1998-2005 年期间,海外华商在中国外商直接投资中的重要性呈下降之势,但这是2005 年之前的现象,这一现象甚至支配了社会与媒体对侨资企业的印象,而且一直没有改变,以至近七八年来侨资巨大发展的新变化,竟没有被意识到,更没有人进行分析。当我们提出这一大变化之后,人们也是将信将疑,甚至不置可否。


2.2006 年以来,海外华商对中国大陆的投资强力反弹


2006 年以后海外华商投资终于走出十年的低迷,2007年迅速增至315 亿美元。此后每年屡创新高,2008 年达460.5 亿美元,2010 年飙升至666.5 亿美元,2011 年达到772.8 亿美元的峰值。海外华商投资额在中国F DI总额中的比重,也迅速上升,2008 年已接近一半,2011年达到66.6%。


从侨资总量上看,海外华商对中国大陆投资总量从2006年的231 亿美元迅速增至2011 年772.8 亿美元,在短短五六年间增长3 倍多。其中新加坡对华投资额2007 年达31.8 亿,2008 年世界金融危机中仍上扬至44.3 亿,2010 年达到峰值54.3 亿,2011 年更达61 亿(如图2),这一数值超过欧美日韩任何一个国家当年对华投资额,仅次于香港而居第二位。与2004 年新加坡对华投资谷底时的20 亿美元相比,2011 年增长逾3 倍,同时在中国FDI总额的比重亦上升至5.13%。


3. 近年来侨商主导外商对华投资,引领FDI 逆势上扬


近年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大幅度增长,是由海外华商投资所推动的,这既是中国能够在全球金融危机中逆势上扬的原因,也改变了中国F D I 的总体格局。这是必须引起高度关注和深入探讨的重要事件。


与国际F DI 的大势相比,中国外商投资渡过了F DI 的两个低迷期 。1997-2005 年低迷期是由欧美日韩所推动和改变的,可以说是欧美日韩投资帮助中国F DI 走出低谷,在外商对华投资格局中发挥主导作用。这一趋势在2005年之后发生逆转,海外华商对华投资一枝独秀,改变了欧美日韩对华投资长达六至七年的主导地位,成为外商对华投资的领头军,推动了中国F D I 的复苏,并在规避世界金融危机与欧债危机所带来的不利影响的同时,引领中国外资逆势上扬。可以说2008-2011 年的低迷期是由海外华商所推动的。


从全球范围看,世界F D I 总额在2007 年以2.1 万亿美元达到最高点,因受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投资总额骤降了20%,降至1.7 万亿美元,2009 年进一步下跌至1.1 万亿美元,2010 年有所回升,升至1.2 万亿美元,2011 年进一步升至1.5 亿美元,如图4 所示。与此对照,中国FDI 总额在2010 年首次超过1000 亿美元, 2011年更达1177 亿美元;与2005 年的603 亿美元相比,2010 年净增454 亿美元,2011 年净增574 亿美元 ;这些增长全部归功于侨资对华投资的增长。


 二 近年侨资强势成长的原因初探 


海外华商与侨资企业近年来强势成长,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受世界经济大环境特别是全球FDI 的趋势的影响,也与中国经济发展态势密切相关,还与海外华商的投资与经营特点相关。本文难以全面论述,仅作初步探讨以抛砖引玉。


其一,海外华商、侨资企业与中国经济快车共成长。大多数侨资企业在一二十年的中国经济高速快车上不断壮大,与世界企业的差距大大缩小,国际竞争力日益增强。这种趋势在中国本土企业的成长中亦得到同样的反映,譬如近几年中国企业进入世界500 强、1000 强与全球最大银行等排名的数量逐年增加,排序迅速靠前。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是侨资企业发展的基础和根本原因,但同样在中国市场投资,为什么欧美日韩企业却未能良好成长呢?


其二,中国投资环境缺陷,使欧美日韩企业的投资受到抑制。2001 中国加入W T O,外商信心大增,对西方与东北亚的来华投资产生了积极推动作用。但中国投资环境的改善不如预期,或者说外商还未能适应中国的市场环境,在华投资的效益不如预期,使外商大举投资受到抑制。《经济学人》信息部对包括328 家在中国开展业务的跨国公司调查后发现,在中国向高新经济体的转变过程中,企业的商业模式将会承受越来越大的压力,而企业盈利数据寥寥无几。


政策准入门槛的提高和优惠政策取消带来的成本变动,也让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经营变得比以前更为艰难。不仅没有专门的优惠政策,长三角等地区甚至提高了投资门槛,对其产业类型、节能减排方面提出很高的要求。中国在2010年12 月1 日统一内外资企业和个人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税,以及在2007 年统一内外资企业税率,让他们公司的税费增加了很多。 因此,2008 年之后的世界金融危机,2010 年后的欧债危机,使欧美企业的对外投资受到抑制,日韩也受到影响,对华投资继续下行。


侨资企业与本土企业的强劲挑战,也是跨国公司面对的新问题。中国正孕育出一批实力强大的本土领军企业,与它们展开竞争是跨国公司面对的新现实。这些本土企业更接近和了解消费者,重点生产价廉物美的替代产品,重视营销和分销战略,它们开发的新产品和创新型销售模式都极为贴合中国消费者的需求。侨资企业在某种程度上也属于这种本土企业。海外华商与侨资企业越来越扎根于中国经济土壤之中,其波动起伏主要受中国经济的作用,同时他们也影响着中国市场的发展。


中国投资环境与市场规则还不尽完善,并在体制改革过程中不断变化,海外华商灵活应对这些变化,克服各种障碍,以灵巧的身段随时调整和确立自身发展的位置。其他外商则习惯按部就班,按规则办事,面对障碍往往难以灵活应变。


加上中国投资环境改善的步伐远不及预期,或者说外商还未能适应中国的市场环境,在华投资的效益不如预期,这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外商对华投资,这也反映了中国市场环境成长的缺陷,更呼唤中国市场经济体制需要更快、更全面地进行改革,与国际惯例接轨。


其三,华商以灵活的身段与自身优势适应中国市场环境及其变化。


中国作为新兴市场,一方面经济快速增长,变动不居,新的机会不断涌现;另一方面投资环境尚不太健全,障碍丛生,具有不确定性,这是新兴市场的特征,需要投资者调整自身去适应体制,适应文化。


中国快速发展与变动的市场,新的机会需要企业相机调整,甚至创造条件去把握先机。近十余年中国内需增长最快的领域是房地产业。房地产业占中国外资的1/5,逾200 亿美元,基本上都是由侨商投资经营。这是侨资快速增长并在中国利用外资中比重迅速上升的一个突出领域与行业见证。但欧美日韩企业则很少涉及房地产业。我们座谈的二十多个日本企业家,都不认为自己应该投资房地产业,甚至有些鄙视,他们也没有见到日本企业投资其中。欧美跨国公司亦然。两种经营方法各有其逻辑,新的机会与高收益遂由侨资控制。当中国房地产趋于平稳之时,华商又面临新的调整,而专业化经营的西方企业一以贯之地稳扎稳打 。


侨资企业在中国市场拥有自身的经营优势,如语言与文化方面的优势,使海外华商相比于其他外商,能更快和更深入地全面适应中国社会经济,这可以说是海外华商的先天优势。华侨华人在中国和海外拥有信息和经营网络,能够全面把握中国市场的发展与变化,确定自身的优势与竞争力,并相机调整自身的定位,抓住发展机遇。


海外侨商与各级政府的联系较为密切,紧贴中国政府的经济规划和发展导向,从中获取资源,抢占先机。华商既抓市场,也抓市长,并适应侨乡市场及当地投资环境 。西方企业则只抓市场,在目前中国的实际来看,就会有所不足。西方企业也无法像侨商那样,与官员通过各种活动和私人交流,融洽相处,维持良好的关系,配合和推动政府的措施,甚至推动官员的政绩,自身亦获得机会。当然,从长远趋势而言,市场经济中的政府角色,的确应该逐渐淡化。让市场真正地全方位地配置资源,这是中国发展的方向。也只有这样,才能广泛吸引包括跨国公司在内的各种外商投资。


此外,香港及新加坡作为海外华商的经济都会和金融中心的地位得到强化,华商经由两地投资中国大陆的趋势大增。内地与香港、澳门特区政府2003 年分别签署了内地与香港、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以下简称“C E PA”),2004 年、2005 年、2006 年又分别签署了三个补充协议。C E PA 是“一国两制”原则的成功实践,是内地与港澳制度性合作的新路径,是内地与港澳经贸交流与合作的重要里程碑,是我国国家主体与香港、澳门单独关税区之间签署的自由贸易协议,也是内地第一个全面实施的自由贸易协议。海外华商以香港、新加坡作为了解和把握国际市场的窗口,以之为桥梁扩大和强化国内外的联系,更好地整合海内外资源,并利用其便利的金融中心地位来融资和调剂资本。


 三 中国经济转型下的侨资企业经营:国际竞争中走向新格局 


1. 侨资企业形成新格局


其一, 侨资企业优胜劣汰,正在形成新的格局。在金融危机与中国经济转型中,一些侨资企业特别是低端产业与劳动密集型企业惨遭淘汰 ;大批侨资企业则与中国经济快车共成长,由小企业变成大企业,由小老板一跃而为大富豪,甚至跻身为世界级企业与世界级富豪。侨资企业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中继续发展,并在金融危机洗礼中增强其国际竞争力,将逐步形成新的格局。


其二, 优质侨资企业越来越强壮,一批华商品牌在中国本土成长起来。根据2000-2008 年国侨办三届明星侨资企业申报企业数据进行计量分析发现,优质制造类侨资企业综合能力稳定增长。表1 所示,经济创造能力从0.115 稳定上升至0.155;尤其是2006-08 年增速高达26%。科技创新能力从0.135 稳定上升至0.171;2006-08 年增速达20.4%。环境保护能力从0.213 稳定上升至0.261,2006-08 年增速亦达16%。


一批华商品牌在中国本土成长起来。如造纸业的恒安、玖龙、金光、维达等;如侨资纺织服装业中集中了大量的中国优质品牌,包括七匹狼、鲁泰、雅戈尔、伟星、华孚、中冠、天山纺织、维科精华、远东、达芙妮、百丽等众多企业。这些侨资品牌主要是在中国本土成长起来的。


其三, 侨资规模持续扩大。侨商投资规模小,这种陈见与旧有印象在近几年的数据面前必须改变。就对华投资项目平均水平而言,来自港澳与新加坡都超过日本、韩国、美国,而且自2006 年之后二者的差距还逐渐拉大。2003-2006 年间上述地区对华投资的平均水平大体在100-200 万美元之间,相差并不算大;


但此后新加坡与港澳的投资平均额逐年扩大,2010 年分别增至695 万、459 万美元,2011年进一步扩大至824 万、502 万美元。而韩国、美国的平均投资额基本上没有扩大,仅日本略有提升(图5)。


从2001-2008 年国侨办明星侨资企业申报数据所计算的规模指数看(表1),呈逐年稳定上升趋势,从2001 年10.87,上升至2008 年的18.74,表明优质侨资企业的规模有了大幅度的增长。


2. 侨资企业本土化趋势加强,已融入中国经济脉动之中,面临新转型


侨资企业与国内企业趋同及融合的趋势,在市场、管理、技术、资本各层面展现出来。侨资企业的这种趋势,表明它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例如,过去侨资企业产品面向欧美市场,现在转向国内市场;过去高层管理人员来自海外空降,现在越来越多来自于中国本土职业经理市场;

过去资本来自于海外的侨商,现在从国际和国内金融市场获取融资;过去技术靠引进,现在是本土研发,或在跨国流动中实现创新。另外,在中国本土创业与创新的侨商也越来越多。另一方面,侨资企业的特殊性也因此受到忽视,特别是2008 年侨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化之后,已逐渐成为中国国民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


侨资企业的转移和转型,主要体现为由面向西方市场转向扎根国内市场,由出口导向转为面向中国内需市场;由本国市场的制造业向中西部转移的发展趋势。侨资企业越来越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链与产业集聚,逐步进入研发、制造、销售同步发展与自我不断升级完善的成熟阶段,产业集聚也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转变。中西部的一些地区,在这种转移与转型过程中呈现出后发优势,其侨商投资增幅已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侨资企业的这种趋势,表明它正在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发展后劲。


3. 侨资科技产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


华商科技产业引领风骚,留学归国创业出现新的高潮。华商科技人才与科技企业引领中国科技成长,特别是科技产业市场的发育,并成功地抗击金融风暴。优质侨资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快速成长,2006-2008 年较之2003-2006 年的数据显示,明星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增幅高达20%。政府部门(尤其是侨务部门)的作用、中国转型经济体制架构(包括资本市场)、侨资企业所处行业的市场特征、侨资企业的系统组织能力、技术创新及市场应用,都是决定侨资科技企业竞争和成长的关键因素;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和完善,推动了侨资传统产业的技术升级,以及以新侨企业前沿技术研发为主导的市场机制的形成。


第一,近年来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和完善,加之海外华商以自身优势利用国际资本市场,推动了侨资传统产业的资本形成与技术升级,以及新市场研发机制的形成。2010 年创业板的设立,为新兴企业特别是科技型企业提供了低成本的融资渠道,也可以说侨资企业为中小板和创业板,贡献出优质上市公司资源。如国务院侨办“重点华侨华人创业团队(2009 年)”中的聚光科技(杭州)有限公司、广东冠昊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自2011 年上市至今获得资本市场的高度青睐。这些是在中国经济转型、产业升级中有代表性的新型侨资科技企业,据清华大学华商研究中心数据库的不完全统计,2010 年-2011 年两年中,至少有21 家侨资企业通过新设的创业板上市,有14 家通过中小板上市。


此外,在美国纳斯达克、香港等地的资本市场上,海外华商也具有自身的优势。如通讯、传媒、互联网等新兴产业的新侨资企业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他们其中或是在新兴产业中行业地位突出,或是注重革新性的技术,或是借助国际化资本开展跨国运营,或是致力于拓展国际市场,最近几年,侨资企业在香港、新加坡等地上市融资也愈加频繁;他们的业务主体大都在大陆,并得益于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便利,受惠于中国大陆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协议等有利的政策。这些因素成为香港直接投资(FDI)占整个中国FDI 的比重持续上升的驱动因素之一,其中成功的案例给中国企业带来许多示范效应。


第二,海归与科技侨商投资与创业将进入一个新的高潮许多留学创业人员、有海外背景的创新人才,顺应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规律,结合中国国内的生产要素,致力于技术进步和科技创新,优质侨资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快速成长,在各产业领域贡献出丰富的创新成果;同时,专业人才与留学生回国进入一个新的高潮,将继续成为中国高校、科研机构和技术领域的领军人物。


第三,战略性新兴产业中侨资企业的作用突出。侨资科技企业所处的行业,不少都对应着我国政府正在大力培育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且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几乎在所有各个细分领域都有侨资企业的身影。侨资科技企业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布局有领先性,有不少侨资(含港台中的侨资)科技企业在产业链分工中处于关键环节,具有相当的行业影响力和经营示范效应。国侨办、以及各地侨办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协助引进一批在新兴产业方面掌握核心技术的领军人才,引导侨商侨企加大科技和研发投入,充分发挥侨资侨商在推动产业升级、结构调整、自主创新等方面的作用。在各个战略性新兴产业及各产业中的分行业,细分市场,都广泛分布着侨资企业,特别是太阳能、L E D、生物产业链中的典型侨资企业,如L E D 行业的海归创业企业武汉华灿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等。


 四 结语 


海外华商对中国大陆的投资,曾在1992 年以前一枝独秀,1997 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陷入长达十年的低迷期。与此相对照,这一时期包括2001 年中国加入W T O 之后,欧美日韩企业对华投资持续增长,在中国FDI 总额中的比重,从1994 年的20%,上升至1999 年的32%,2005年超过33%。亚洲华商(港澳与新加坡为代表)对中国大陆的投资所占份额,则从1994 年的63.4% 逐年递降至34.4%,与欧美日韩企业的比重相当。这一此消彼长的态势,使海外华商与侨资企业在中国外资企业中不再那么重要的印象与观点深入人心,既深刻影响政府的政策与社会的看法,也使人们看不到近年来的重大变化。


本文根据各种统计与计量分析首次揭示,自2006 年以来海外华商投资中国强势成长,亚洲华商在中国外商直接投资中的比重逐年稳定上升,逐年大幅度递增至2011 年的66%,超过了1994 年的水平,表明海外华商再度成为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主导力量。与此形成强烈的反差,欧美日韩企业对华投资的比重则下降至14%。中国的两外资群体呈现出明显的大分流态势。同时海外华商平均投资额也大幅度增加,超过欧美日韩企业的水平。这一格局变化耐人寻味,具有其内在逻辑性,亦有据可寻。


中国经济与市场快速发展,变动不居,投资环境亦不尽如人意,欧美日韩企业的投资近年大受抑制。海外华商则更具适应性,并利用自身独有的优势,紧贴中国政府的经济规划和发展导向,抢占先机。在中国经济转型与内需市场迅速成长的过程中,侨资企业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日益本土化的趋势使之全面融入中国经济脉动之中,优质侨资企业越来越强壮,一批华商品牌在中国本土成长起来。


特别是最近几年国内资本市场的发展及海外华商擅长利用的国际资本市场,低成本的融资渠道推动了侨资传统产业的资本形成与技术升级,侨资科技产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异军突起。侨资企业优胜劣汰,呈现新的格局与国际竞争力。这些深刻变化与新趋势,以往缺乏全面深入的揭示与论证。


本文提出了欧美日韩企业对华投资减弱的现象及其警示,首次系统论证了中国F DI 近年持续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在于海外华商与侨资企业,也揭示和解释了侨资企业成功的原因与发展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