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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智杰:大数据时代可重振计划经济吗?
2018-01-16 10:3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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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原院长、北大市场研究中心理事长  晏智杰


编者按:9月23日,“第二届野三坡中国经济论坛”在野三坡成功举行,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普雷斯科特(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雅诺什·科尔奈、陈清泰、蔡昉、刘世锦、宋晓梧、陆大道、津上俊哉(日本著名经济学家)等26位国内外重量级嘉宾发表演讲,来自全国各地的听众超过1200人,网络直播观众超过一百万人。我们将逐一推送各位嘉宾的演讲,欢迎读者朋友们关注。


 1、问题的提出 

计划与市场之争,早在20世纪30年代关于计划与市场的那场著名论战中已经在理论层面上得到了解决;同一世纪90年代之初,长期实施计划经济的苏联帝国轰然解体,则在实践上为那场论战作了结论;我国近40年来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成功实践,即使是初步的,还是可以说已经为这场世纪之争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参看:·晏智杰:“一场值得回顾的关于计划与市场的论战”,原载:《北京大学学报》1993年第5期。]


然而,就在我国市场化改革取得一定进展,急待深化改革开放之际,却传出了认为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可重振计划经济的声音,这不免令人感到意外;此类观点的提出者除了学界的个别作者外,居然还有市场经济的弄潮儿和成功人士,更不禁令人感到震惊。


“据媒体报道,著名电商阿里巴巴的创建人马云先生提出,过去100多年人们都崇尚市场经济,但未来30年会发生很大变化,究其原因就在于数据获取,新技术让人类有了收集和处理数量惊人的数据的办法;大数据获取可以让我们能够规划和预言市场的力量,使市场更加智能,从而得以做大计划经济。”


无独有偶。据媒体报道,王彬彬和李晓燕两位作者走得更远。他们认为一种混合经济可以建立在计划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模式之上。认为更加自由的数据流动可以治愈让计划经济黯然失色的诸多痼疾:权力过于集中,寻租式腐败和非理性决策。大数据提供的细节还能使计划人员为消费者提供更为个性化的选择。大数据可以提高企业和政府管理系统的效率。就规划基础设施和管理医疗系统而言,它可带来更合理的资源配置。


在我看来,上述观点的出现乃是计划经济思维在当今中国社会有所回潮的一种表现,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值得对计划与市场这个老问题重新来一番审视和探讨。需要聚焦的问题是: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是否需要重新定义?计划经济是否较之市场经济是更优越的经济体制?我国是否应该由此而改变原定的经济发展方向和全面改革计划?以及大数据等高科技的发展对人类究竟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2、“大数据时代”


看了一些相关著作和材料,得出了如下几点粗浅的认识和判断,其要点可以概括如下。人类社会信息化进程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计算计时代,互联网时代,大数据时代。到20世纪90年代,发达国家已基本度过了计算机时代;目前基本上走完了互联网时代,当今正进入大数据时代。2003年被称为大数据元年。


“大数据是一种海量的数据状态以及应对这种状态的数据处理技术,它是数据大爆炸的产物;大数据正在成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重要战略资源; 成为未来社会的一项重要基础设施;甚至成为一项基础性社会制度,即能制约、派生或影响其他制度运行的原生性行为规则。”


信息化和大数据时代到来,广泛而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改变着企业管理模式及其经营效果;引领和改变着政府决策行为和施政方式,有力提升了政府公共管理和服务的功能和效率(预测危机、精准打击犯罪;完善危机救灾系统;利用大数据共享,改善民众信息不对称,让民众参与社会管理等)。


我国进入信息化进程较晚,但发展极快,在基本上实现了计算机和互联网这两个阶段基础上,正在迈向大数据阶段。以上所说各方面的影响和效果在我国也都明显表现出来,特别是对个人和企业层面的影响更是巨大。对政府层面的影响,也随着体制改革深化而逐渐显现出来。大数据成为转变政府职能,创建廉洁高效政府,从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型的有力工具。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上述几位作者以外,我至今没有看到中外哪位专家学者或市场经济实践家谈论大数据时联想到计划经济的命运,更没有什么人预测大数据的获取将使计划经济得以回归的前景。


 3、从“核算”到“数据”


认为大数据时代来临会导致计划经济回归,这种说法给人的第一冲击和印象,就是把数据的获取和利用看作是影响和抉择经济体制的关键的或决定性因素。这种思路和观点让人不禁想起上面提及的那场计划与市场之争,就是把经济核算看作经济体制的关键因素甚至是决定性条件。我们知道,米塞斯就是立足于这一点向计划经济制度发起挑战的。他及其追随者在那场争论中占了上风,而且后来的社会主义实践也证明,米塞斯的论点不无道理。于是,随着那场论战的落幕,也留下了经济核算是实施计划经济的最大难题的观念。


所不同的是,米塞斯说的是经济核算,现在人们说的是数据;米塞斯立足于经济核算要论证计划经济的无效性和市场经济的合理性,现在我们的作者反其道而行之,立足于大数据要论证的是计划经济的必然性和优越性。这些论者的逻辑也许是,如果过去因为经济核算的需要,不能不搞市场经济,靠市场配置资源,甚至承认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那么,现在好了,我们不仅早就有了核算,而且有了数据,还有了大数据,甚至进入大数据时代,借助大数据这个有力工具,不是可以更合理地配置资源,实施计划经济,或者计划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么?


如果这样想,那就是把一个本来复杂的命题不适当地简单化了,过高地估计了资源配置的工具和方法的作用。事实证明,核算问题当然是重要的,但它远非实施计划经济的关键。同样,数据是重要的,大数据就更不用说了,但同样不能成为转变经济制度的决定性因素,否则就会得出令人匪夷所思的结论。


实际上,米塞斯等人早就意识到这一点。他不仅指出由于取消市场、没有市场价格、没有竞争、也没有真正的货币,因而无法实施有效的经济核算和管理,计划经济势必落空;而且指出随着生产资料国有化,排除了个人利益,也就失去了促使人们发明创造、改进生产、加强管理和追求最佳经济效益的内在动力和压力。实践证明,米塞斯论及的后面这一点是极具说服力的。


 4、一个合乎逻辑的推论 


如果说随着大数据时代到来,势必导致计划经济,那就应该说,首先回归计划经济制度的应该就是美国。美国是最先步入信息化进程的国家,无论是计算机,互联网,还是大数据,它都是一马当先,迄今一直引领潮流。另一方面,利用大数据治国,美国政府早已先行一步。率先宣布,除了领土、领海和领空,数据是一种新的国家核心资产的是美国;率先向社会公众全面开放联邦政府拥有的数据者还是美国;把大数据提高到国家战略层面,形成全体动员格局者还是美国。


说美国领先大数据时代就必然首先回归计划经济,这样说是否太唐突、太离谱了一点?


但这却是按照我们几位作者的逻辑不可阻挡地应该得出的结论。当然,大数据已经并将给美国社会带来巨大变化,然而断定这种变化不是朝着效率更高效果更优的方向前进,而是倒退到与此相反的计划经济模式,是否有违客观规律?

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制度至今大体经历了三大阶段:重商主义国家干预主义;自由放任的经济自由主义;以及自由竞争市场经济与政府宏观调控相结合等。这是一个不断前进的运动,其发展和转变的根本因素是多方面的,政治的,经济的,思想文化的,还有外部的因素等等。

不错,没有不断扩大和深化的劳动分工,便不会有发达的工厂手工业,这加速了封建主义小生产方式的消亡,催生了最初的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则造就了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的迅猛发展;随后陆续兴起的机械化和自动化,将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生产力推向了新的高峰,甚至激化了它同既定社会经济制度的矛盾,以至于爆发了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催生了经济自由主义与国家干预的相结合的新型经济制度,这为西方国家战后几十年的繁荣奠定了基础,也为其迈进信息化时代打开了大门。


从计算机到互联网,再到大数据,都是首先在这种社会经济制度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且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还会为其发展创造广阔的空间,科学技术和生产和经济手段的不断创新又会反过来不断地激发和强化这种制度的活力和实力。


实践证明,劳动工具和生产手段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制度转变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也不是任何一种新经济手段和生产工具的出现都会导致经济制度的更新。马克思说得好:“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5页。]


 5、计划经济的逻辑和条件 


如果说大数据势必导致计划经济回归,那么,我们还要指出一个与之相悖的历史事实,这个事实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实践。前苏联从1928年废除新经济政策,到1991年12月苏联解体,前后搞了七十多年计划经济,它与大数据时代无缘;苏联解体时,世界尙处在信息化时代起步阶段,它还没有来得及享受大数据时代带给它的恩惠,当然也谈不上参与信息化时代的创造。


新中国建国之后的30年间,搞的也是计划经济,同样与大数据时代无缘。事实是,当西方发达国家开启信息时代之日,正是我们刚刚结束“文化大革命”动乱、不得不走上改革开放之时。中国的实践再次证明,计划经济的兴起同信息化和大数据也是无缘的。

“计划经济之兴起同信息化和大数据时代可以无缘,但是它同另一套逻辑和条件密切相关。简而言之,除了来自外部的压力之外,就国内来说,至少有两条至关重要:一条是政治上和经济管理上的高度集权;另一条是支撑这种集权制度的意识形态和学说体系等,这是距离我们尙不遥远的过去,它给我们国家和民族带来的经验和教训都是刻骨铭心的。”


历史无可辩驳地证明,实施计划经济在一定历史时期和一定条件下,大大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显示了它比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制度的无比优越性;但随着岁月流逝,计划经济体制渐渐显露出其固有的巨大缺陷和弊端,集中表现为效率低下和体制性腐败;使之最终沦为生产力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制度性障碍,这是促使我国义无反顾地告别计划经济、走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的最深刻的根源,其实也是导致苏联帝国解体的最深刻的根源。


 6、两点质疑 


如今,在我们好不容易告别计划经济模式,在现代市场经济道路上取得一定进展之际,有人却呼唤回归计划经济,或者期待建立计划主导型市场经济。鉴于记忆犹新的历史事实,人们有理由对之发出这样的质疑:


这是否意味着要求或期待回归实施计划经济所必需的那种政治的经济和思想意识条件?首先而且最主要的就是以中央高度集权为基本特征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还有支撑这种制度的以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为基本特征的思想和意识形态?如果历史或现实可以证明,推行这种制度效果极佳,能够实现“三个有利于”,那么我们何乐而不为?然而事实恰好相反,否则,该如何理解前苏联解体,东欧巨变?又应如何理解我国为什么要走上改革开放之路?


高度集权和个人专断,因缺乏制度保障,导致决策失误是合乎规律的;同样,因为缺乏制度约束,在很大程度上与个人品质和作风相关,所以往往不可避免地导致体制性腐败,或寻租式腐败。阿克顿名言屡试不爽:“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以为运用大数据就可以将这一切体制性和社会结构性的矛盾和弊端一扫而光,从此实施理想的计划经济制度,是不是太天真了一点?


就算抛开上述一切不谈,这种呼吁和论证又有几分现实的可行性?


首先,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往往一个人说了算,如何保障数据的及时、准确和完整,使之不受个人专断和官僚体制的负面影响和支配,这本身就是难解之题。其次,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如何及时准确把握消费需求数据,则是一个比按照人为的计划掌握生产需求更困难的课题,消费者很难对尚不存在的产品提供需求数据,这样的数据究竟能为创新提供什么靠得住的依据?就像一位外国评论者所说,这就像试图通过盯着后视镜向未来行驶那样不可思议。苹果联合创始人乔布斯所言:在我们向消费者展示我们的产品之前,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市场经济尚且如此,计划经济就更不用说了。要知道,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物资本来就稀缺,消费也无所谓创新,消费“被计划”就是了,哪里还用得上什么大数据?


 7、小结 


当代世界上最先进的经济体制或制度是什么?纵观人类社会迄今为止的历史和现实,可以有把握地说,是以自由竞争市场经济为基础,辅以科学有效的国家宏观调控的体制。历史事实证明,从根本上说,信息化同此前经历的机械化和自动化一样,其本身就是这种体制和机制的产物,它的各个阶段都是在这种体制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可以预期,这种体制还会为其进一步发展提供宏大空间和强大动力。


“中国经济发展应该走怎样的道路?纵观改革开放近40年的历史和现实,同样也可以有把握地说,坚决革除计划经济体制的诸种弊端,建设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真正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服务和调控等作用的体制,是唯一正确的选择。近40年来中国社会生产力的飞跃发展,综合国力空前增强,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毋庸讳言,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存在一系列急待解决的问题,其原因固然很多,但根本上仍是体制问题。当前存在的严重产能过剩,库存过剩,杠杆率过高,以及高成本等问题,旧体制难辞其咎。解决之道仍在于推进市场化改革,走创新发展之路,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实现政府职能转变,特别是深化国企改革。有人将当前改革发展出现的各种问题归咎于市场化改革本身,甚至提出要回归计划经济,这是违背客观规律的,也不合乎广大民众的根本利益和要求。


大数据作为信息化时代高科技催生的一种最新技术工具,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已经带来了巨大和深远的影响,应该将其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予以重视和有效利用,使之在促进体制改革、社会治理和发展生产力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然而,如果由此指望通过大数据构建一种计划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以革除旧体制的弊端,特别是效率低下和寻租式腐败,肯定是要落空的;大数据作为一种工具,是市场经济制度发展的产物,也只有在这种制度下才能得到长足发展和有效利用。技术手段创新和发展会促进社会革命,但它替代不了社会革命本身。(本文是作者9月23日在“第二届野三坡中国经济论坛”上的演讲,已经本人审订)


野三坡中国经济论坛

野三坡中国经济论坛(the China Economic Forum in Yesanpo)是以世界视野来研究和探讨中国经济问题,推动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促进世界经济繁荣为宗旨的非官方高端思想交流平台。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担任论坛名誉主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著名经济学家刘世锦任论坛主席,保定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原市长马誉峰任论坛执行主席。